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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对于推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予以明确。本文围绕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这一课题,就精神损害赔偿概念、人格权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关系、精神损害赔偿应具备的条件及实践中的几个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  适用范围  人格权
 
 
一、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公民权利受到法律保护的范围也呈现出日益扩展趋势,人格权的保护也越来越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时候,是在理论准备不足和没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此方面的法律规定是不够健全的,仍需要进行补充和完善。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需要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对立法进行适当的补充。为规范和进一步解决民事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及2003年12月先后出台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两个司法解释,全面扩展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予以明确,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在探究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前,首先要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概念的表达大同小异,但正是这些“小异”的存在决定着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分歧。有的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侵犯人格权致使公民受到精神上的痛苦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有的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有的观点则认为所谓精神损害赔偿,就是公民因人格权受到不法侵害而导致精神痛苦,因此可以要求一定的财产赔偿以制裁不法行为人,并对受害人予以抚慰。
以上这些对精神损害概念的界定尽管有所区别,但仍有其核心的共同点,即都以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为前提,也就是说精神损害制度所保护的客体就是人格权。
 
二、人格权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关系
如前所述,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人格权受侵犯的情况。但人格权本身便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给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确认带来了困难,而且人格权保护范围的日益扩展,更加重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在民法上,人格权可分为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所谓一般人格权,是指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之权利,其标的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姓名、贞操、肖像、隐私等全部人格利益,是以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总括性权利,是一种具有发展性、开放性的权利。而特别人格权是指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如我国《民法通则》对于公民的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婚姻自由等诸种人格利益均设有特别规定,这些人格利益即为特别人格权。而从各国民法发展来看,由于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存在一般人格权向特殊人格权转化的现象。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在侵害身体和健康,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意大利民法典第2059条则笼统地规定,仅在法律有规定时才可以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葡萄牙民法典第496条规定,非财产损失,只有当它因其严重性而须受法律保护时才加以考虑。法国民法典虽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在法院的实践中,对于生活乐趣的丧失,性生活的损失,心理上的损害,以及情感上的损害,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日本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最为宽松,其民法典第710条规定,不问是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情形,还是侵害他人财产权情形,凡是应当负赔偿责任者,对财产以外的损害,亦应赔偿。这些规定对我国而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除列举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十种人格如受到非法侵害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外,还准备了预备性的条款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也可诉诸精神损害赔偿。同时,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也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但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时,必须明确:并不是任何侵害人格权,造成损害的,都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发生责任竞合的情形下要依法选择承担责任的方式。在一般侵权与违约案件中以追究其他民事责任为主,不宜选择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以人格权为直接侵害对象,或者人格将受到严重侵害,且精神损害与侵害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时候才可选择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精神损害赔偿应具备的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精神损害的情形很多,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遭受侵害以后都可能发生精神损害,但不能据此简单认定为侵犯人格权而判令侵权人给予赔偿。我们应当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作出严格限制,其原因在于,精神损害事实及其程度、赔偿数额难以认定,这导致了此类案件审理的实际困难;而且,人作为感情动物,其权利遭受的任何损害,都不会仅仅是物质上的(除非其精神上有缺陷的人),遭遇损害必然会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伤害(痛苦、不安、悲伤、不快等等),如果允许对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全部审理,法院审判工作必然陷入困境。笔者认为,确定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有着自己的意思能力和意识机关,但是它毕竟没有自然人那种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自然人基于自然属性而具有的生理上、心理上的特殊机能和心理活动是法人不可能具有的。因而,法人的人格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不可能产生精神痛苦,也就不可能产生精神损害。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未明确规定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也是非常谨慎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法人的人格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其人格利益受侵害时,仍可要求侵权人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
(二)精神损害赔偿是以公民人格权受到不法侵害为前提。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这是公民人格权受到侵害而主张精神损害的法律依据。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该条规定中使用的是穷尽列举的方式列出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格的种类,但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格权保护的发展与丰富,对该条中人格权的种类应予以扩张解释,而不能限于这几点。这一特点,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是予以肯定的,该解释将可诉诸精神损害的人格权列举了十种,并采用了不穷尽列举的方式。因此,人格权不能限定于《民法通则》规定的4种。只有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的才可请求赔偿,如其受到的侵害是依法进行的,如被通报批评,受纪律处分等则不属可诉之列。
(三)精神损害赔偿以产生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减损为基本条件。仅有人格权受侵害的事实,而无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减损的,受害人亦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只能诉诸法院判令侵害人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在对公民人格权的不法侵害,既可能对公民的生理造成损害也可能对其心理造成损害,从而使受害人的精神生活受到极大伤害,造成生理上、心理上的精神痛苦,导致受害人精神活动的障碍,产生愤怒、恐惧、绝望、不安、自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感,甚至使其丧失生存的信心和生活乐趣。尽管在很多情形下,由于个体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异,受害人人格权受到侵害时产生心理上、生理上的精神痛苦程度不同,有的反应非常强烈,痛苦不堪,有的反应平淡,产生的痛苦甚微。侵权后果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侵害人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只是在承担责任上予以区别,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
(四)精神损害以人格权受到损害或近因损害为限。由于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受到侵害以后都可能发生精神损害,但不是凡有精神损害的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无规定。
笔者认为,在人格权受到直接侵害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毫无问题的,如直接针对身体进行伤害,散布谣言损害名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直接侵犯自然人的人格权等。但因为世界上事物之间是普遍有广泛联系的,既有一果多因的情况,也有一因多果的情况,人格权就有可能是多种原因而受侵害,而不一定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而出现这种情形就要看该行为最直接侵害的是否为人格权。
 
四、实践中的几个适用问题
精神损害赔偿在实践中有几个问题需要予以明确:
(一)违约所致人格权受损害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合同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其他损失仍然要限定在财产损失的范围之内。但在发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相竞合时,当事人有选择权,对此种选择权有无限制,成为决定是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关键。一般认为,基于合同而产生的侵权行为,即使对自然人精神有损害,但只宜以合同责任论处。有的观点认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常常使债权人蒙受精神痛苦,或产生怨恨、焦急、不安等情绪,对债权人所受的精神损害,也应要求债务人予以赔偿。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合同法》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就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因违约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正是违约一方在订约时所不可预见的损失。另一方面,因违约而发生的精神损害难以通过金钱加以确定,如果允许受害人可以获得此种精神损害赔偿,则将会使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更加难以确定,甚至漫无边际,从而极大地增加当事人的交易风险和成本,妨碍经济发展。故对此种损失是不能赔偿的。
(二)因侵害财产权而发生的精神损害不能请求赔偿。侵害了公民财产权,也会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但这种损害我国现行立法并不予以赔偿。在司法实践中也采用的是全部赔偿原则,也是以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这一原则正是财产损害赔偿必须反映等价交换的原则,且此种赔偿主要具有补偿性的决定的。如果将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则破坏了损害了多少应以自己的财产赔偿多少的交换法则,并使财产损害补偿也具有制裁性,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刑事附带民事损害中的精神赔偿。刑事案件中,很多是对公民人格权的直接侵害,如杀人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强奸侵犯了女性的贞操权,此种情形下,同样发生责任竞合问题,刑事责任追究的同时,仍要追究民事责任。此时,不论有无财产责任,其人格权利益始终受到法律的保护,《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所规定的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也大多以刑事违法犯罪的手段进行,即使受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其直系亲属仍可提出赔偿,可见,《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四)与国家赔偿有关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湖北佘祥林冤案平反之后,有关国家赔偿的话题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佘祥林能否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呢?
主张国家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一方认为: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益造成损害的,与民事侵权一样,都可能在造成物质利益损失的同时,也造成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而且,由于国家职务行为带有强制性,这种精神上的损害一般都会比私人之间的精神损害更为严重。因此,从情理上而言,在国家侵权案件中,佘祥林这样的受害人应该获取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持反对意见的另一方则认为: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若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赔偿义务机关承担上述责任仅限于下列情形:其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以及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其二,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公民因上述情形而使人身权受到损害,在要求国家赔偿时,可以同时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名誉权、荣誉权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仅仅依据这一规定,难以得出国家赔偿法中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结论。
笔者认为,首先,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所规定的三种责任形式只针对公民人身权受到国家机关侵害的同时造成的名誉权和荣誉权的侵害,范围狭窄;其次,该条所规定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三种责任并无财产内容,也不具有经济补偿的性质,属于一种非财产责任形式。即使我们承认国家机关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能够起到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作用,也不能就此认为上述三种责任形式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八条还明确规定,“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而2004年10月1日公布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没有提及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由此可见,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无支持、认可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国家赔偿的规定。2001年陕西泾阳县农家女麻旦旦遭遇“处女嫖娼案”后,提出了国家赔偿,但由于无法可依,麻旦旦要求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只得到了74.66元国家赔偿金。
笔者认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缺失的状况应尽快得到解决,以适应“人权入宪”精神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需要。至于如何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最为合理的做法是,在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中增设专条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规定。如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或者因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缺陷,侵犯公民人身权利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抚慰金。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赔偿义务机关除应当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外,还应根据受害人的请求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
(五)“悼念权”、“贞操权”等是否超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方式方面的做法,从说法上似乎超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但在实际上都没有超出这个适用范围。
例如,将精神损害赔偿扩大到“悼念权”、“亲吻权”、“容貌权”损害等范畴是否适当?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只是对这些“权利”的提法不当,但都没有超过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因而不能认为这些做法违背了精神损害赔偿适当限制的原则。对“悼念权”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是对身份权中的亲属权受到损害的赔偿,对“亲吻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不过是对身体健康权损害的抚慰金赔偿,对“容貌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对身体健康权损害的抚慰金赔偿。如此看来,司法实践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以救济受害人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损害,都是适当的。
再以侵害“贞操权”的损害赔偿为例。贞操权事实上就是性自主权。它所概括的,就是自然人保持性纯洁的良好品行,自主支配性权利,维护性尊严的人格权。这样的权利受到侵害,理应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现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应该可以放在“其他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范围之中,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
 
五、结语
综上所述,精神损害赔偿应限于人格权受侵犯的情况,同时应当具备一些必要条件。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既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不顾人权保护的原则而规定得过于狭隘,应考虑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格权保护的发展与丰富,对法律、司法解释中人格权的种类予以适当的扩张解释。
 
 
参考文献:
1、《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王利明、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
3、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4、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
5、杨立新等著:《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6、钟华著:《论精神损害赔偿》,《中国法律在线》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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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456789 (游客) : 我们认为机关的错案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否则民权、民主就成为空话

    2011-06-12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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